北洲子镇开展正月闹元宵活动。钟浩摄

大东口村开展彝族年活动。钟浩摄

王家湖村定期开展志愿服务，为村民解难题。钟浩摄

村民用获得的积分到文明超市兑换商品。钟浩摄

　　清晨五点半，当第一缕曙光还未完全驱散洞庭湖面的薄雾，大通湖区河坝镇王家湖村的广播便准时响起。清脆的女声伴着轻快的曲调，唱出的不是流行歌曲，而是村民耳熟能详的《村规简语》：“红白喜事简办，人情不过两百，厚养薄葬才是真孝心……”

　　大通湖区，这片洞庭湖腹地，曾是湖南最大农垦改制区，丰饶水土一度被沉重的人情风俗压得喘不过气。而今，婚丧嫁娶平均成本下降45%，彩礼从令人咋舌的18万元高位回归至6万元以内的理性区间，生态节地安葬逐渐取代散埋乱葬……这一连串数字的背后，是大通湖区用五年时间，以“小切口”精准撬动“大治理”，探索出一条让移风易俗从“政府单向管理”走向“群众自觉治理”的基层善治新路径。

　　破局：挣脱“人情枷锁”的必然选择

　　“最夸张的时候，一年要喝40多场酒，工资几乎全搭进去送了人情！”回忆起往昔，千山红镇厚南社区的工作人员李明荣仍感慨万千。这并非个例，而是许多大通湖人曾经的生活常态。

　　作为传统农耕文化积淀深厚的区域，大通湖物产丰饶，民众勤劳质朴。然而，长期以来，讲排场、比阔气、重人情的风气也愈演愈烈，尤其是婚丧嫁娶领域，高价彩礼、铺张浪费如同无形的枷锁，束缚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婚嫁彩礼一度飙升至18万元，不少家庭为此债台高筑；丧事宴席连摆七天、花费动辄超8万元的现象屡见不鲜，“死要面子活受罪”成为真实写照。

　　“办酒席看似能收到礼金，但细算下来往往是‘亏本买卖’。”王家湖村原党总支书记张志高曾给村民算过一笔明白账：送出去的礼金是“债”，迟早要还；而办酒席的成本，包括场地、食材、劳务等，却是实打实的当期支出，且规模越大，自家负担越重。“道理大家都懂，但形成风气后，谁都不敢率先简办，怕被议论，怕丢面子。”张志高说，这种“囚徒困境”使得陋习难以自发打破。

　　新冠疫情防控期间，曾短暂遏制了人群聚集和宴请之风，可一旦管理放松，反弹之势更为猛烈。基层干部在实践中深刻体会到，单靠行政命令“管一时”，难以“管一世”，移风易俗陷入了“管得住党员干部，管不住普通群众”的尴尬境地。

　　转机出现在2024年。大通湖区委主要领导在广泛深入基层走访调研中发现，高达90%的群众内心对整治陈规陋习抱有强烈期待。民有所呼，我有所应。区委顺势启动“山乡尚礼·洞庭新风”移风易俗专项行动，从一开始就定下了一条核心原则：“不与群众对着干、顶着干、逼着干”，而是要引导和激发群众的内生动力。

　　创新：群众站“C位”，唱响治理“主角戏”

　　大通湖区的移风易俗之路，并非简单的“破旧立新”，而是一场精心设计的、让群众成为真正“主角”的治理创新。

　　问计于民，从“政府定调”到“群众点题”。

　　“移风易俗具体怎么搞？规矩由谁来定？乡亲们最有发言权！”区文明办相关负责人介绍，行动伊始，他们并未急于出台方案，而是牵头组织了上百场“屋场会”“恳谈会”，让村民围坐一起，畅所欲言地“吐槽”人情往来的苦楚，为新风良俗建言献策。

　　在金盆镇大东口村的一场屋场会上，村民林跃飞直言不讳：“彩礼要得高，表面上看是女方有面子，实际上是把压力转给了新成立的小家庭，拖累他们创业发展。”这一反映普遍心声的建议，很快被吸纳进区里制定的《红白喜事倡导性标准》，其中明确提倡彩礼不超过6万元，并鼓励家长将彩礼返还，作为小家庭的创业启动资金，变“面子”为发展的“里子”。这种“从群众中来”的决策过程，确保了新规约接地气、易接受，为后续执行打下了坚实的民意基础。

　　抓住关键，激活“两支特殊队伍”的枢纽力量。

　　找准关键人群，往往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大通湖区将目光投向了“广场舞大妈”和“都管先生”这两支在乡村社会网络中具有特殊影响力的队伍。

　　“广场舞大妈”往往是家庭中“未来的婆婆或岳母”，对婚嫁观念有着直接影响。区里巧妙策划了《婆婆妈妈有话讲》系列微视频，邀请这些大妈们走到镜头前，用质朴的乡音现身说法：“不要天价彩礼要幸福，儿女轻松和睦才是真正的福气。”视频通过微信群、公众号广泛传播，引发强烈共鸣，悄然改变着许多年轻人的择偶观。

　　“都管先生”（或称“总管、支客师”）则是红白事的具体操办者，是习俗执行的关键环节。区里组织，经村民推荐、村级认定，共选聘161位德高望重、办事公道、通晓民俗文化礼仪的都管先生（支客师）为“尚礼管家”，进行集中培训，实行持证上岗制度，并要求他们按照“一胸牌（亮明身份）、一告示（公示标准）、一套餐（推荐菜单）、一报告（事后备案）”的“四个一”标准来操办婚丧宴席。

　　从业多年的都管先生欧建龙对此深有体会。他曾成功劝导一户丧家简化不必要的仪式、控制酒席规模和标准，最终为主家节省了4万多元开支。“主家内心想省钱，但又怕简化了被亲戚邻里笑话，这时候我们以‘行规’和‘新风’的名义出面劝解，正好给双方都搭了个台阶下。”欧建龙说，他们的角色从过去的“撑场面”逐渐转向了“倡新风”。

　　约之以序，让村规民约“唱”进心坎，“兑”出实效。

　　如何让那些白纸黑字的规约真正入脑入心？大通湖区各村镇各显神通。王家湖村将原本冗长的村规民约精华，编撰成朗朗上口、易于传唱的《村规简语》，通过乡村大喇叭、文化墙、文艺表演等形式反复宣传：“婚事新办要时尚，丧事简办不铺张，余事尽量都不办，礼金两百是上限，酒席二十桌莫再添……”

　　除了宣传教化，更要有激励约束机制。各村普遍建立了“家庭道德档案”和“文明积分超市”，村民在遵守村规民约、参与志愿服务、获得各类表彰等方面的表现被量化为积分，可定期到积分超市兑换牙膏、洗衣液等日常生活用品。这种“好人好报、德者有得”的导向，让文明行为变得可感知、可量化、可激励。

　　数据显示，2024年，大通湖区户均人情支出已从高峰时的2万元降至8000元以内，降幅超过60%。数字变化的背后，是群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成效：新风浸润乡土，振兴提速增质

　　移风易俗带来的，远不只是经济负担的减轻，更是一场深刻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触及乡村社会的方方面面。

　　负担轻了，人心暖了，邻里情更深了。

　　北洲子镇北胜村的李文斌，母亲去世后，没有设灵堂、没有请道场，第二天便将母亲遗体送去火化，仪式简单而庄重。“孝心重在生前的悉心奉养，而不是死后的排场比拼。”李文斌的想法，如今已成为全区85%以上村民的共识，“婚事新办、丧事简办、余事不办”蔚然成风。

　　负担减轻后，村民有更多的精力和资源投入到真正有意义的事情上。2025年年初的一场罕见大雪，千山红镇许多村民自发烧好热水、泡好方便面，送给被困在路上的司乘人员；在多民族杂居的村落，共跳《中华民族一家亲》舞蹈成为广场上每晚的温馨场景。人情往来回归情感本质，互助友爱成为乡村主旋律。

　　村貌美了，产业兴了，发展路更宽了。

　　金盆镇将昔日因散埋乱葬而被称为“阴阳路”的片区，彻底改造为平坦的沥青车道，沿线植树绿化、安装路灯，成了美丽的乡村风景线。河坝镇老河口村创新探索“沟渠经济”，对全村沟渠进行100%绿化美化，不仅改善了生态环境，每年还能通过水生作物种植为村集体增收10万元。2023年，大通湖区24个行政村的村集体收入全部超过20万元，其中大东口村更是达到了60多万元的高水平。乡风文明优化了发展环境，吸引了更多资源要素向乡村汇聚。

　　文化活了，动力足了，内生动力更强了。

　　如今走在大通湖区的乡村，农家书屋、新风广场、农耕文化馆等文化设施遍地开花。王家湖村连续九年举办重阳敬老宴，隆重表彰“孝老爱亲之星”“志愿服务之星”；陈月娥四十余年如一日照顾孤寡老人的事迹被传为美谈，带动全村形成敬老风尚，她的儿子受母亲影响成立了志愿救援队，孙子也主动帮扶邻里。谭桂香老人感慨道：“现在啊，好的家风家教成了咱村里最硬的‘通货’！”文明乡风激发了村民向上向善的内生动力，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

　　启示：基层善治的“大通湖样本”何以可能？

　　大通湖区五年探索与实践，为新时代推进乡风文明建设、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样本”。

　　其成功经验可归结为三点核心启示：

　　一是善用“引导”而非“禁令”。改变了过去依靠行政力量强力推行的做法，通过创造性平台（如屋场会）和方式（如微视频），引导群众自己发现问题、讨论方案、制定规则、参与评比，使移风易俗成为群众内在的迫切需求和自觉行动。

　　二是善做“小切口”实现“大纵深”。不从宏大概括的口号入手，而是精准抓住彩礼、酒席、婆婆妈妈、都管先生等，对红白喜事办理提出倡导性标准，殡葬等群众反映最强烈、感受最直接的具体痛点作为突破口，通过解决一个个“小问题”，逐步积累信任、凝聚共识，进而拓展至人居环境整治、集体经济发展等“大治理”领域，形成良性循环。

　　三是善使“软约束”化为“硬动力”。将村规民约、家风家教等“软”的教化，与道德积分、星级评选、实物兑换等“硬”的激励约束机制相结合，使文明行为不仅是一种道德要求，更成为一种能带来实际回报的生活方式选择，增强了制度的可持续性。

　　“乡村振兴，乡风文明是保障，更是灵魂所在。而魂之所系，关键在于人心相通，在于激发群众主体作用。”大通湖区委书记罗立峰表示，未来将继续深化“党建+自治”模式，不断巩固和拓展移风易俗成果，让文明新风尚成为驱动乡村振兴行稳致远的持久动力。

　　夕阳西下，王家湖村的广场上再次响起《村规简语》的歌声，孩子们拿着通过良好表现赚取的积分，在新风超市开心地兑换着文具。陈月娥挽着年迈的邻居邓雪梅老人，沿着整洁的村道悠闲散步，金色的余晖将她们的身影拉得很长。洞庭湖的风，依旧日复一日地吹拂着这片土地，却似乎已悄然卸下了陈规旧习的沉疴重负，只余下文明新草破土而出的盎然生机与沁人清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