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之昆仑，大江之岷”

光绪初年，朝廷官僚中有一个喜欢品评人事、议论朝政，以协办大学士李鸿藻为首的小集团，他们多出身翰林，崇尚气节，憎恶贪污，志存高远，被称为“清流党”。有人戏称为“青牛党”，其中，张佩纶、张之洞因好强争胜、恃才傲物，被称为青牛的两只角。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二张在一起品评人物时指出：“道光以来人才，当以陶文毅(澍)为第一。其源约分三派：讲求吏事，考订掌故，得之在上者则贺耦耕(长龄)，在下则魏默深(源)诸子，而曾文正(国藩)总其成；综核名实，坚卓不回，得之者林文忠(则徐)、蒋砺堂(攸铦)相国，而琦善窃其绪以自矜；以天下为己任，包罗万象，则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直凑单微。而陶(澍)实黄河之昆仑、大江之岷也。”(张佩纶：《涧于日记》己卯下，刻本) 以二张眼界之高，亦称陶澍为道光以来中国人才第一人，比之为“黄河之昆仑、大江之岷”。由此可见，陶澍在晚清有着极重要的地位，不仅是最优秀的人才，而且在他周围团结了一大批人才，并培养和影响了其后的大批人才。

陶澍，湖南安化县人，生于乾隆四十三年十一月三十日（公元1779年1月17日），字子霖，号云汀，晚年自号髹樵，又号桃花渔者。

因家庭贫困，陶澍自幼要参加一些劳动，他回忆说：“陶子少贱，牧于斯，樵于斯，渔于斯，且耕且读。”（《陶澍集》下册第39页，岳麓书社1998年版）陶澍七岁时，随父在长沙岳麓书院读书。其后，陶澍随父先后在安化羊角塘、江南百花台、小淹、梅城和益阳等地读书。十八岁，参加县学考试，得补邑诸生。十九岁，陶澍在小淹资江边的水月庵读书，因江中有一大石，方正若印，故称其书屋为“印心石屋”。 嘉庆五年（公元1800年），二十二岁的陶澍到长沙参加湖南乡试，中第30名举人。

嘉庆六年（公元1801年），陶澍离家北上，参加辛酉科会试，却名落孙山，留京继续攻读。次年，参加壬戌科会试，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旋充功臣馆纂修。嘉庆九年（公元1804年），陶澍与同科进士朱珔等建立消寒诗社（道光九年改名为宣南诗社）。次年，陶必铨病逝，陶澍回小淹奔丧，丁忧在家。随后，到澧县主讲澧阳书院。

嘉庆十三年（公元1808年），陶澍返京，任国史馆纂修。次年，任四川乡试副主考。沿途考察地理形势、典章文物，著《蜀輶日记》。以后，陶澍先后任詹事府詹事、记名御史、江南道、陕西道监察御史、会试考官、巡视中城、户科、吏科给事中、巡视南漕、道员、巡视东城等官职，时间近十年。由于陶澍在许多部门任职，接触到清王朝的政治、经济、吏治、漕务、考试等许多方面的事物，大大增加了他的阅历和知识，也锻炼了办事处变的能力。同时，也使陶澍有机会广泛结交士子文人，接触中央各部大员，熟悉官场内幕和办事程序，为其以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嘉庆二十四年（公元1819年），陶澍四十一岁，受任川东兵备道。川东统辖夔、重、绥三府及忠、酉二州，地域辽阔，物产丰富，人口众多，民族关系复杂。既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地区，又是一个十分难治的地区。陶澍上任后，“日座堂皇视事，有诉立讯，剖决如流，数月滞讼一空。”（《魏源集》第901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次年，四川总督蒋攸铦入京，“奏陶澍治行，为四川第一，可大用。”（同治《安化县志·陶澍》）故道光刚登基，就对陶澍留下了深刻印象，擢陶澍为山西省按察使。从此，陶澍得道光信任，青云直上。

道光元年（公元1821年），陶澍转安徽按察使，未及赴任，擢安徽布政使。时安徽财政混乱，钱粮亏空为全国之最，虽五次清查，均无结果。陶澍到任后设立清查局，指派专人深入基层，调集州县档案，仔细核查。不到一年，查清所有亏欠。并对亏欠官员“分别应劾、应偿、应豁，于是三十余年之纠葛，豁然一清。”（《清史稿·陶澍》，中华书局1977年版）道光三年（公元1823年），陶澍四十六岁，升任安徽巡抚，成为统率一省的封疆大吏。陶澍在安徽五年，政绩卓著：整顿吏治，安定地方；重视农业，发展生产；清理财政，惩治贪污；赈济灾民，建丰备仓；兴修水利，整治河湖；发展教育，倡修省志。陶澍离开安徽时，曾赋诗说：“父老殷勤酒一卮，依依皖口送桡时。江神也为人留别，特借东风向上吹。”“触热剩流记往年，嗷嗷鸿雁水连天。此行此日人仍昔，恰喜嘉禾满大田。”（《陶澍集》下册第626页，岳麓书社1998年版）丰收在望，安徽人民对陶澍的离任，当然要依依送别。

道光五年（公元1825年），陶澍调任江苏巡抚。道光十年（公元1830年），陶澍五十二岁，升任两江总督。照例兼任兵部尚书、都察院右都御使，同时兼任江苏巡抚。两江包括江苏、安徽、江西三省，是全国人文荟萃之区，财赋集中之地。“计天下财富，惟江苏、浙江、江西为重，三省中尤苏、松、嘉、湖诸府为最。”（《清史稿·食货志》，中华书局1977年版）故两江是中国精华之区，是经济、财政、文化的中心。两江治理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清王朝的经济命脉。两江总督，也历来是清王朝督抚中最重要的职位之一。陶澍任江苏巡抚五年，两江总督十年，始终得到道光皇帝的信任，这在清代汉人大臣中，是非常少见的。

道光十九年六月二日（公元1839年7月12日），陶澍因积劳成疾，久病无治，逝世于两江任所，终年六十一岁。道光为之御赐祭文，晋赠太子太保，谥“文毅”，故后世称陶澍为“陶文毅公”。

陶澍是从湖南山区农家走出的封疆大吏，没有任何政治背景，出身农民世家，全靠个人奋斗，对社会作出了巨大贡献，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首先，在政治上陶澍是中国历史转折时期杰出的政治家

陶澍活动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几十年，为中国由古代社会走向近代社会作出了重要贡献。鲁迅说：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鲁迅：《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了吧》）陶澍，就是这类“脊梁”式人物。他虽是封建官僚，却“爱民忧国”，面对日趋腐败的官场，陶澍主张整饬吏治，并明确提出了整饬吏治的纲领：“矢公勤以率群僚，别贤否以端吏治，除琅莠以安良善，别猾蠹以慎勾稽。”（《陶澍集》下册第10页，岳麓书社1998年版）力图开辟一片政治清明、国富民安的新天地。

为官行政，陶澍堪为表率。其一是勇于任事，敢负责任。自称“生性素锐，每以没世无称为惧”（《陶澍集》下册第150页，岳麓书社1998年版），遇事能“备不顾身”，有始有终。其二是勤于政事，任劳任怨。他的座右铭是“办一事须了一事，如此心乃安然”。其三是善于任事，有胆有识。能在复杂的情况下，抓住关键，即他自己所说的“正本清源”、“提纲挈领”。其四是廉于政事，克己奉公。史称陶澍“服官数十载，起居如寒素。”（同治《安化县志·陶澍》陶澍的政绩突出地表现在财政、经济方面，蔡冠洛所著《清代七百名人传》将其归入“财务”类。陈文述则将陶澍和历史上著名的理财家桓宽、刘晏并题：“淮南盐策任郎官，国帑空虚事已难。唐代经纶赖刘晏，汉廷议论酌桓宽。扫除积弊良田莠，力挽颓波大海澜。闻道北盐筹更好，年年修竹报平安。”（转自《陶澍评传》第140页，湖南师大出版社1995年版）确实，陶澍一贯重视经济问题，在各地为官，都把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放在重要地位，“平生衣被志万家”，决心要人民过丰衣足食的生活。特别是在两江为官19年，对两江地区经济文化的进一步开发，起了重大的作用。

对陶澍的为官行政，魏源有一个评价：“为翰林能诗，为御史能言，及备兵川东，摘伏发奸，又为能吏。”“其抚安徽，厘库项亏空，以豁三十年之吏敝；举义仓、水利，以拯三十州县之灾黎。其抚江苏，创行海运，以苏、松、常、镇、太仓之漕困；大疏吴淞、浏河、白茆、孟渎，以洒三吴之积潦。其督两江，兼司盐政，汰浮费二百余万，以济淮南；去壩费、岸费各数十万，改行票盐，以苏淮北。”（《魏源集》第347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清史稿》亦评价说：“陶澍治水利、漕运、盐政，垂百年之利。为屏为翰，庶无愧焉。”对陶澍的治绩，予以充分的肯定。

其次，在经济上陶澍是杰出的理财家和中国近代经济改革的先驱

清嘉庆、道光年间，封建社会的危机加深。这种严峻的形势，激发了中国知识界的爱国热情，他们从古代传统文化中寻找武器，促使经世致用思潮再度兴起，形成一种社会思潮。它猛烈地抨击汉学的烦琐和宋学的空疏；深刻地揭露当时社会的黑暗和腐朽；大力提倡兴利除弊的改革；积极从事有关国计民生大政的研究，坚决主张禁止鸦片和抵抗外来侵略。从而开创了近代爱国经世的新风气，为中国社会由旧传统走向近代化、由封闭走向世界前进了一大步，为近代中国引进西学创造了一定的条件。陶澍是嘉道年间经世思想的信奉者、倡导者、宣传者。他提倡“研经究史为致用之具”，主张“有实学，斯有实行，斯有实用。”即通过经世致用之学，培养有用的人才，造福国家与人民。由于陶澍位高权重，倡导经世思潮的主要人物，如林则徐、魏源、贺长龄、包世臣、姚莹、龚自珍、黄爵滋、汤鹏等都团结在他的周围，并多在他所管辖的两江地区活动。史家孟森曾说：“嘉道以还，留心时事之士大夫，以湖南为最盛，政治学说亦倡导于湖南，所谓首倡《经世文编》之贺长龄，亦姜化人。而（陶）澍以学问为实行，尤为当时湖南政治家之巨擘。”（孟森：《清史讲义》下册第618页，中国文化服务社1947版）当时，经世官员和经世士子都视陶澍为首领，唯其马首是瞻。就是对经世派的后起者，如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人，也有深刻的影响。陶澍被称为“经世派中的实干家”、“湘系经世派的柱石”(《湖南通史》近代卷第46页，1994年版)，对当时以及后来经世派人物的影响，都是十分巨大的。

作为嘉道年间经世思潮的倡导者，陶澍又是其重要的身体力行者和实力推行者，是近代中国经济改革的先驱。在陶澍的主持下，首创海运、倡行票盐、兴修水利，都取得了举国瞩目的改革成就；而自铸银币等改革思想主张，则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中国历史上，曾有过不少改革家，但其所推行的改革，无非是对旧的生产关系进行修修补补，主要内容是减轻对农民压迫和剥削的程度，改变其统治和剥削的方法，以暂时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所谓“近代经济改革”，则是要突破封建主义的藩篱，促进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近代资本主义社会以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和科学技术的广泛采用为主要特征；因此，发展商品经济，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与管理体制、经验，就是近代经济改革的重要内容。作为近代地主阶级改革派代表的陶澍，从小即受到商品经济的影响，进入官场后，又长期处于商品经济有一定发展、资本主义萌芽有较多出现的两江地区。因此，陶澍以经世致用思想作指导所进行的改革，就必然带有明显的“重商”“利商”“便商”特点；必然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

再次，在文化上陶澍是博学多识，业有专长的学问家

陶澍自幼聪明颖悟，博学多识，于经史考据、文章诗赋、地志天文，乃至算术、音韵、美学之学，无不通晓。在学术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在哲学方面，陶澍提出了关于“道、气、理”三者的辩证关系，指出：“道即理也，气依理而立，理载气以行即曰理气，岂有无理之气哉？”（《陶澍集》下册第77页，岳麓书社1998年版）强调理、气不可分，从而得出了“即实象以求实理”的务实思想。他的许多哲学观点，促进了古代哲学的发展。如：“易之道，变化之谓也。变化者，刚柔相推之谓也。”（《陶澍集》下册第57页，岳麓书社1998年版）又说：“天地之道，有终有始，庶物之则，为行为止。是谓动静之根，实寓循环之理。得其养而两有所成，失其养而一无可恃。”（《陶澍集》下册第301页，岳麓书社1998年版）所谓“养”，就是进行教育，开展调查。同时，陶澍强调务实，如在江南种稻，倡行海运，兴修水利等具体活动中，都能从实际出发，重视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将辩证思想方法贯彻在实际工作中。在史学方面，陶澍更是卓有成就。他对中国历史非常熟悉，倡行海运、改行票盐、兴修水利等政绩，都运用了其丰富的历史知识，古为今用。陶澍对史学有许多独到的见解，特别是对方志学、族谱学、考据学有杰出的贡献。在地理学方面，陶澍有丰富的地理知识，他曾在各地为官，自称“足迹几遍天下”，所到之处，勤加考察，对地理沿革、地形地貌、攻守战备，有不少真知灼见。他关于“黑水”“九江”“三峡”“三湘”“山分二干”等许多观点，极有见地，已是争鸣中的定论。在文学方面，陶澍的成就也是多方面的。他对陶渊明及其著作的研究，就大大超过了前人。他的《陶渊明集辑注》、《陶靖节年谱考异》，堪称陶渊明研究中的一个里程碑，至今仍然发出奇光异彩。

陶澍又是文学家，他的许多奏折、书信、考证、序跋都有文采，其散文、游记更相当精彩。同时，陶澍是当时极有影响的诗人，其诗作的内容相当广泛，有对祖国山河的热情赞美，对农村田园生活的美好歌唱，对社会灾难的揭露鞭策，对兴利除弊改革的提倡歌颂，对历史名人的缅怀评述。特别是他对劳动人民生活的描述，深入、细致、深刻。他的《茱萸江竹枝词》十首，清新、亲切、活泼、是典型的田园诗歌风格。他在《试安化茶》一诗中，更写出了“谁知盘中芽，多有肩上血”的千古绝唱。时人视陶澍为“诗坛领袖”。周启应说：“自袁随园既没之后，海内诗人争相雄长，莫适为主。余谓近日诗人，当推陶大中丞澍为第一，以其博学才雄，变化从心，顿挫入古，合李、杜、韩、苏为一手，足以笼罩群雄故也。”（周启应：《树萱堂诗话》，《资江陶氏七续族谱》第8卷）林则徐评价陶澍的诗：“直以雄才凌屈宋，还将余事压曹刘。”当时，陶澍的诗歌出现，往往“和者数百人”，并曾流传国外，朝鲜诗人曾组织《拟陶诗屋》，专门学习陶诗。

更次，在对外关系方面陶澍是抵制侵略，严禁鸦片的爱国者

陶澍的大量诗歌表达了对祖国的“深厚感情”，而且在行动上关心国家安危，坚决反对西方国家的侵略。当时，中国处于封闭的封建社会，西方力图用武力打开中国的大门。沙俄在西北边境勾结民族败类，制造民族纠纷，企图分裂我们的国家，占领我国的领土。英、法、日本在东南沿海大搞间谍活动，企图侵略我们的国家，掠夺我国的财富。陶澍坚决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的完整，支持清政府平定张格尔在新疆的叛乱。在两江，更高度警惕西方国家可能发动的侵略，积极关心海防，为了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制订了《巡洋会哨章程》。建立巡洋会哨制度，要求水师将士“技艺娴习，不畏波涛”，从而达到“威慑外夷”的目的。

在鸦片问题上，陶澍是坚定的禁烟派。当时鸦片已泛滥成灾，成了朝野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禁烟运动是中华民族同西方殖民势力之间的激烈斗争，是关系到国家独立和民族存亡的大事。对禁烟的态度，是爱国者和投降派的试金石。陶澍从国家、民族的前途和人民的身心健康出发，指出“鸦片烟之害，起自粤洋，流毒内地，中其瘾者，殃身废物，如醉如迷，久且竭中国之资财，贻害及于国计”。“若办理无次，而骚乱及于闾阎，窒碍先于行旅，必至处处可生陷阱，而良懦皆惊，不但耗天下之财，具伤天下之元气。”（《陶澍集》上册第376页，岳麓书社1998年版）并向清廷提出禁烟八策，力主严禁鸦片。在行动上，陶澍派水师巡逻沿海，查禁烟土走私。1838年，陶澍在江苏、扬州、苏州、南京及上海东关等地收缴烟土16 000余两，又令海船交出烟土41000余两，一并销毁，此举影响极大，实为1839年林则徐虎门销烟的先声。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陶澍在反对西方侵略的同时，又产生了在具体事物上仿照西方先进的思想，从这一角度来看，他已开始突破中国古代爱国主义思想的内容，而开始萌发了中国近代爱国主义思想的新芽。因此，我们说陶澍的爱国主义思想标志着中国古代爱国主义思想向中国近代爱国主义思想转变的开始，从这一意义上说，陶澍爱国主义思想有着新的、特别重要的意义。

最后，在人才发展史上陶澍有着重要的地位

陶澍自称：“余自翰林出官蜀、晋，宦辙所至，虽未敢遽能化民成俗，而于劝学造士之道，每兢兢藉为先务。”（《陶澍集》下册第22页，岳麓书社1998年版）“劝学造士”，即把发展教育，培育人才放在首位。一方面，陶澍非常重视书院建设，强调“书院为教育人才之地”，“书院为培植人文之地”。（《陶澍集》上册第348、350页，岳麓书社1998年版） “书院之设，非徒以为名而已。在乎守土者时与邑人士相见，劝之以孝、弟、忠、信，迪之以礼、乐、诗、书，经明行修，日新月盛，比户有弦歌之美，表衿无佻达之讥，斯风化成，而治绩茂焉。”（《陶澍集》下册第23页，岳麓书社1998年版）陶澍曾建惜阴书舍于江宁，建震川书院于嘉定，建敦善书院于海州；几乎对安徽、江苏及湖南安化的所有书院，都曾捐银、倡修、扩建和改建。另一方面，对书院师资的选聘、课程的设置、学员的招生，以及教育方针、教学方法，都有明确的论述。他强调实学，提倡通经，主张学以致用，并提出了“立志、植品、宗经、亲友”的教育方针（《陶澍集》下册第276页，岳麓书社1998年版）。这些，都为教育事业的发展，为广大经世致用知识分子队伍建设，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陶澍称为“晚清人才第一人”，林则徐、贺长龄、魏源、琦善、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人，都是以陶澍为“源”的各类人才中的一员。当时，全国的许多人才、特别是一些改革派人才都团结在陶澍周围。陶澍的人才思想，也比较系统和全面：一是非常重视人才。他多次强调“当今之要，首在得人。”二是善于识别人才。陶澍对左宗棠、胡林翼都是一见“目为奇才”，在历史上成为善于识人的佳话。三是善于使用人才。能根据人才的特点，用人不疑，人尽其长。四是积极培养人才。陶澍大力发现、培养、扶植、荐举了大批人才。《清史稿》称：陶澍“用人能尽其长，所拔取多方面节铖有名。在江南治河，治漕，治盐，并赖王凤生、俞德渊、姚莹、黄冕诸人之力，左宗棠、胡林翼，皆识之未遇，结为婚姻，后俱为名臣。”（《清史稿·陶澍》，中华书局1977年版）他任两江总督后，立即请调林则徐为江宁布政使，二人志同道合，在江苏推行改革，整饬吏治，发展经济，兴修水利，整顿兵防，严禁鸦片，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陶澍的支持下，林则徐很快升任巡抚、总督。陶澍逝世前，更荐林继任，称其“识力十倍于臣”。陶澍与贺长龄为相好至交，共倡经世思潮，组织海运，推行改革。陶澍对陈銮十分信任，极力扶植，共同开发江苏。陶澍聘李星沅帮办方案，并着力培养、扶植，他则对陶澍执弟子礼，终生事之。陶澍发现胡林翼幼年聪慧，即以女许之，并带在身边读书教导。陶澍晚年以总督之尊结交布衣左宗棠，并结儿女亲家。以上林、贺、陈、李、胡、左等人，在陶澍支持和培养下，均位至巡抚、总督，成为近代有功于国的名臣。当时的才能之士，都团结在陶澍周围，得到陶澍的扶植和帮助；如魏源、包世臣、黄冕、冯桂芬、周济、程恩泽、陈世镕、赵绍祖等，曾为陶澍幕僚；王凤生、俞德渊、姚莹、徐宝森、梁章钜、申启贤等曾是陶澍下属；龚自珍、汤鹏、邓显鹤、黄爵滋等，与陶澍友好往来。张佩纶曾与张之洞认为“陶实黄河之昆仑，大江之岷也。”视陶澍为近代人才辈出的源头，就像长江、黄河的发源地一样。确实，道光时期，中国出现的两个影响全国的人才群体，都与陶澍有密切关系。其一是“中国近代地主阶级改革派”，陶澍是这个改革派集团前期（鸦片战争之前）的重要领袖和核心。其二是“湘系经世派”，陶澍是其当之无愧的领袖，堪称近代湖南人才兴起的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