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我国已故著名诗人、学者吴奔星先生诞辰108周年，距离他去世已经17年了。

12月1日这天，一个偶然的机会，记者有幸电话联系了吴奔星先生的儿子、同为新闻工作者的吴心海。通过视频等形式为本报提供了吴奔星生前的求学、革命和创作人生的大量资料。

于是，一个充满传奇、鲜为人知的安化籍诗人、学者，鲜活地朝故乡走来……

从安化小地方，到北京大都市

吴奔星1913年在安化东坪出生，吴家老屋门前有一脉清碧的溪水，名柳溪。吴家虽然贫苦，但是在吴家湾这个小山冲，也算是书香世家。吴奔星的父母都曾受过教育，他出生时，父母都在挪威传教士所建福音堂附设的信义小学任教。吴奔星在福音堂出生，平时也居住在学校，三岁时，母亲去世，随后父亲也失业了，只好带着他们兄弟回到了吴家湾。吴奔星离开家乡前，一直跟随祖母与父亲生活在老屋里。

吴家老屋是一个大院子，院内居住着吴姓族亲，人口众多。其中有一个堂叔名吴翰云，吴奔星称其为厚叔。厚叔早年是上海《小朋友》杂志第二任主编，吴奔星上学时，厚叔经常给他寄送《小朋友》杂志，一直寄到他上大学。

这本来自上海的儿童杂志，是吴奔星走上文学之路的最初启蒙，它向吴奔星展示了一种与山乡生活完全不同的生活场景，让他看到了另一个世界的图画。

对于山外那个世界的向往与期盼，还与他的堂舅张自立有关。张自立年轻时凭借自身的努力，在长沙求学，并考取公费留美生，学成归来后成为民国时期著名水利、桥梁专家。张自立对家乡有志青年总是给予鼓励与帮助，特别是对吴家兄弟，更是关爱有加。

因为祖母、父亲的教育与堂叔、堂舅的影响，吴家兄弟从小就发奋读书，树立了远大的志向。他们从堂叔、堂舅的身影与脚印里，看到了大山之外的天地。吴家父亲给儿子们取名也颇费苦心，同时也寄予厚望，他给两个大儿子分别取名为立峰、立湘，给小儿子取名立华。后来，立湘考上北平师范大学英文系，这让弟弟立华更加明确了自己前行的方向。这个名叫立华的小儿子就是后来诗名远扬的吴奔星。

他的名字不仅仅在中华大地传颂，也远扬海外。1927年，十五岁的吴奔星转入东坪镇下游唐家观对岸的滨资高小。在一批进步教师的影响下，吴奔星参加了共青团，与这个组织的青年学子一起，巡回各乡村，投身于湖南农民运动。次年，吴奔星进入长沙修业农校半工半读，这一时期，他开始学习写诗，投向长沙的报刊，这也是他写作生涯的开端。1930年，吴奔星因病休学，回乡后，被镇公所安派到离家五里地的岩底坪当农村小学教师。他在父亲的支持下，与一位小学同学合伙创办文艺月刊《孤鸿》，虽然仅出一期，但这是家乡最早的文艺刊物，也可以看作吴奔星编辑生涯的开端。休养半年后，吴奔星重返长沙修业农校继续学业。从修业农校毕业后，吴奔星留任附小语文教师，并在《修农》月刊上发表多篇思考教育救国的文章，如《由中国教育现状谈到农业教育的重要》《今后中国教育的趋势》等。不久，在哥哥吴立湘的影响下，他于1932年秋天奔赴北平，并于1933年顺利考上北平师范大学文学院国文系，同时辅修英语。

当时，北平的学术文化影响力是其他地区不可比的，吴奔星一到北平，就躬逢其盛，在北师大风雨操场听到了鲁迅先生的演讲，瞬间就感受到了北平的文化气息，感受到新旧文化交织与思想观念的冲撞奔突。在那里，吴奔星开始蜕变、成长。这一时期，他得到了著名学者黎锦熙先生的关心帮助，并师从黎锦熙、钱玄同、吴雨僧（宓）等大师，同时得到胡适先生的赏识。

为了解决自己的学杂费与生活开销，吴奔星开始向北平的《华北日报》《世界日报》《北平晨报》《京报》及天津、上海等地的报刊投稿并翻译发表英文诗，但所得稿费有限。后来，因写了一篇关于长沙修业农校的短文《介绍农民化的湖南修业农校》，经胡适润色后发表在其主持的《独立评论》杂志。这篇文章传到母校，修业农校的负责人阅后相当高兴，当即决定每月给予吴奔星固定的生活补贴，至大学毕业，前提是毕业后回母校服务。

有了这笔生活补贴，吴奔星的大学生活基本稳定了，他也有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这时，他又想到了创办刊物，1936年，他与同学李章伯一起合办的诗歌杂志《小雅》诞生，在许多著名诗人的支持下，《小雅》成为北平颇有影响的诗刊，与稍晚出现的苏州《诗志》、上海《新诗》同声相应，互相支持，在二十世纪30年代的诗坛刮起了一股强劲的现代诗风。

创办《小雅》期间，也是吴奔星诗情爆发的多产高峰期，他以“长芒”“乃同”“宫草”等笔名发表了大量作品，后来被编辑为《暮霭》和《春焰》两本集子。《小雅》的诞生，是吴奔星创作生涯的重大转变，也是他为中国现代诗歌历史留下的浓墨重彩的一笔。

从穷困大学生，到京城大学者

大学毕业后，吴奔星履行承诺回到母校修业农校担任国文教师，面对日寇入侵的威胁，他曾写下抗战诗篇《赠给洞庭湖》《保卫南京》《湖南人进行曲》等，发表在黎澍主编的长沙《火线下三日刊》。随着日寇逼近长沙，吴奔星被迫离开修业农校，后辗转桂林、贵阳、江西、重庆等地，先后在多所大学任教。1944年追随许德珩、黎锦熙先生一起参与发起“民主与科学座谈会”（九三学社前身），1949年8月前往北京，10月参加开国大典，任北京市委文教局编审。1950年夏，当选九三学社首届中央宣传委员。

吴奔星的诗学认识和理性建构，具有强烈的批判与创新精神。1950年6月2日，郭沫若在《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了诗歌《“六一”颂》，吴奔星读到这首诗歌后，当晚就给郭沫若写了一封长信，对《“六一”颂》的若干问题展开商榷。当时的郭沫若在文化界可谓如日中天，其个人声誉已经达到了顶峰。面对这样的权威人物，吴奔星丝毫没有掩饰自己的观点，甚至措辞尖锐。他在信中说：“郭先生，您从发表《女神》的时候起到现在所写的诗为止，近三十年，内容尽管有些不同，而风格却似乎没有大的变动……由此可以看出吴奔星作为诗人单纯的真性情，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作为学者的吴奔星对新诗发展的关注与较真。

自从吴奔星走上诗歌创作、诗学研究的道路，他就始终坚持自己的诗学观点和选稿标准，只要作品质量高，他不拒绝欣赏任何一个诗歌派别，更不因为作者是名家而将就。对于一些名不见经传的诗歌作者，吴奔星则总是给予鼓励与鞭策。有的青年作者出版了诗集，冒昧寄给从未谋面的吴先生，吴奔星读过后，也会及时写信回复、点评，有时还亲笔写介绍性诗评，并选出好的作品编入《当代抒情诗拔萃》等学术专著，让这些青年作者深深感受到一位诗坛前辈的厚爱与鼓励。

几十年时间里，吴奔星在教学、创作、进行学术研究中，涉猎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学理论、语言教育学等多个领域，创作了《都市是死海》《人生口哨》《吴奔星新旧诗坛诗选》等多部个人诗集，其中《晓望》《小鸟辞》《门里关着一个春天》《别》等新诗名作一直流传至今。同时他还撰写了《茅盾小说讲话》《鲁迅旧诗新探》《文学风格流派论》《中国现代诗人论》《诗美鉴赏学》《虚实美学新探》等理论专著，编著或主编了《历代抒情诗选》《当代抒情诗拔萃》《现代抒情诗选讲》《中国新诗鉴赏大辞典》《鲁迅名篇鉴赏辞典》等多部学术作品，在诗学理论研究、茅盾研究、鲁迅研究、文学史研究、文学流派研究、史料整理等多方面创造了许多第一，在各领域起到了开创或推进的作用。

从教书育人，到学贯中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吴奔星曾任北京市文教局编审，为刚进城的工农干部提高文化水平编写了6本一套的《职工业余学校中级适用语文课本》，印数达数十万册，后又被河北人民出版社翻印，与此同时，他还兼任北京师范大学附中、重工业部国立高中国文教员，后在武汉大学、江苏师范学院、徐州师范学院、南京师范大学任教。他讲课思路清晰，旁征博引，剖析独到，自出机杼，语言丰富幽默，有强烈的感染力，其讲稿就是一篇详实的研究文章。他的课备受学生们欢迎，学生们说，吴先生上课总是精力充沛，衣服干干净净，一身学者气质，讲课内涵丰厚、有条不紊、层次异常清晰；解析作家、作品或文学现象，总是从多角度进行，不断转换侧面来思考，一层一层剥茧一样地剖析，圆满通透，让学生们，特别是刚刚进入大学的新生感到新奇、新鲜，从而深受教诲和启示。很多学生毕业后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一生都在运用从吴先生那里学到的方法。他们说，吴先生是手把手地授人以渔，给了学生点金的手指。有些新生刚刚走入大学，一时不适应学校节奏，对学校要求中文系学生阅读200篇（部、本）必读书目感到为难，吴奔星老师就耐心地给学生做工作，他说：学问学问，先学后问，边学边问，求学期间听老师在课堂上传授知识是获取学问的一个途径，但学生求学主要是依靠自己多读书、苦读书，所谓“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古人形容一个人有学问是“学富五车”，现在我们还只要求区区“200”，同古人的“五车”相比，算得了什么？吴先生一席话，说得大家开怀大笑，中文系新生的读书计划开始有序进行。

吴奔星一生创作、研究双峰并峙，随意与其交谈都是一次精彩的授课，他的话语里信息量很丰足，同时又激情洋溢，抑扬顿挫，其内容丰富多彩，逻辑严谨，极具哲理。

吴先生学贯中西，也不希望自己的学生只是某一方面的专家，他常对学生们说：先做杂家，后做专家，在博的基础上专。他要求现代文学专业的学生不但要读原版外文书，还要读古典名著，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甚至要求他们每天背一首唐诗，以致古典文学专业的学生还笑现代文学专业的学生抢了他们的饭碗，学生们后来才明白，这些积淀对于自己日后的研究和创作有多大的帮助。

吴先生还倡导“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凡有学术活动，只要能带学生的，他就一定会带上学生一起去，他把参加学术活动当成了他的研究生的第二课堂。他还告诫学生：“文人最忌相轻相妒，人总有各自的长短，要相互尊重，相互学习，别人的作品可以批评，但要实事求是，不能感情用事，把批评当作批判，不要把好端端的时间和精力花在打笔墨官司上，应该下功夫多写点东西，多出精品。”

从“摘帽右派”，到著作等身

1957年，吴奔星与夫人李兴华同时被错划成“右派”，由南京师范学院“下放”到徐州师范学院任教。谪居徐州时，学校不时召开批判大会，批判吴奔星等人的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和学术观点，挨批的教授坐在主席台右侧，吴先生身着笔挺的中山装，皮鞋擦得亮锃锃的，头发纹丝不乱，一声不响地听着每个发言者宣读批判稿。有位学生上台批判吴先生在现代文学课上讲解朱自清的《荷塘月色》、茅盾的《林家铺子》，说他鼓吹反动的人性论，竭力为小资产阶级唱挽歌……台下师生听得瞠目结舌，吴先生却正襟危坐，嘴角时不时掠过一丝微笑，全然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当时环境极其艰难，吴奔星先生上讲堂、下矿井、扫厕所，但他仍然认真传授知识，坚持创作，表现出一位真正的人民教育家、诗人、学者的风范。吴先生说：“人生一辈子说难也易，最重要的是要有自信、坚忍、淡泊宁静，向前看、向前走，不管夜多黑，也要看到明天。”

1979年，吴先生写了一首名为《自勉》的七言绝句：风风雨雨风风雨，坎坎坷坷坎坎坷。华盖罩头人易老，斜阳劝我笑呵呵。这首诗意味浓，诗风正，一派昂扬浩气，荡气回肠。1993年，80岁的吴先生又写了一首名为《题照》的五言古体诗：头顶雪花飘，昂藏七尺高。沧桑八十过，啼笑起风骚。这些诗歌中，没有怨气，只有浩气，其胸襟、气势，都是一派大儒之道，有一股昂扬向上的气度。

当时，有些人认为吴奔星是“摘帽右派”，对他的态度不仅冷淡，甚至很没礼貌。工作上得不到信任，生活上得不到关照，重回南京后的住房条件也很不好，屋子小，连专业藏书也无法放下，房间里甚至没有一张像样的书桌，他的办公桌就是客厅里的圆形饭桌。为了将耽误的时间补回来，吴奔星不愿计较这些，他要将更多的时间花在教书育人、创作著述、学术研究上。他不知疲惫、争分夺秒地从事学术研究与创作，先后出版了《中国现代诗人论》《诗美鉴赏学》《虚实美学新探》等重要著作，主编并出版了新诗诞生以来第一部《中国新诗鉴赏大辞典》，并创作了以《别》为代表的许多优秀诗歌作品。这一时期，是吴奔星先生一生从事文艺事业成绩最显著、影响最深远的时期。能够在耄耋之年创造出这样的奇迹，都是因为他对文艺的热爱与庄严的使命感，因为他有无比坚强的意志、韧性和敬业精神。一个有着光辉历史的人，竟然不知自己可以享受离休的待遇，以致因为单位政工人员不了解情况被误办了退休。幸亏后来有人提醒，学校多次反映，才在他80多岁时落实离休待遇。

吴先生一生追求的是生命的歌唱，是诗，是文学，是教育，是创作里的情致，是灵感袭来时的愉悦，对物质上的享受几乎从来没想过。他总是说“人活着就是要奉献，不要为名利所缠。”他有子女在报社工作，他也从不向他们投稿，他出版了几十本书，也从不向别人推销，而是无偿赠送给各高校和有需要的人。

吴先生学识渊博，学养浑厚，诗歌写得激情澎湃，诗歌评论鞭辟入里，但他从不看重自己曾经取得的成就，没有大师派头，从来不摆架子。晚年时，有父老自故乡去看望吴奔星，问他“在外面混了几十年，做过什么官么？”他只笑着一板一眼地朗诵了两句诗：“明月繁星能作证，从无一梦觅封侯。”他还自信地说过：“我虽未能做官，却做了一个‘人’，做了一个顶天立地的人！仰不愧于天，俯不羞于地。既乐观，又达观。乐观使我心情舒畅，达观使我戒绝痴心妄想。淡泊自处，明镜悬心。”这种通达与通脱，非经生活磨砺不可得之。

吴奔星先生在其坎坷的命运中，走得从容坚定，留下了一串串坚实的足迹，供人追慕、仰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