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农事以种水稻为主，根据山区和湖区特点，辅以杂粮和经济作物。益阳市区农业历史悠久。据1811年《安化县志》载；“禹贡九州厥土惟涂泥。汉志其土宜稻谷。”“向来农民止耕田植稻，近日生齿日繁，食多不足，凡苞谷、荞麦、粟、薯之类，可资人食者，无不勤于耕种，邑中无旷土。偶遇岁凶，贫民挖蕨根捣葛兜充饥。”1874年《益阳县志》记述：“水田宜稻谷，以石(dan)计，六亩二分五厘为一石。稻有早、中、晚三种，早者春社时浸种，谓之社种，次则清明下种，谷雨下泥，农家常谚也。”

20世纪50年代以来，生产关系和耕作制度俱有变革，特别是由历代种一季稻的习俗，逐渐改变种双季稻。兼有种“稻稻麦”、“稻稻油(菜)”者。60年代中期，高秆稻种改为矮秆优良品种，农田水利条件大大改善、深耕、合理密植、施用化肥农药及推广动力农机具等多种增产措施，逐步深入人心，并演变成农事新习俗。对部分低产荞麦和怕干旱的迟熟玉米，不少地方已改种黄豆，花生或扩种其他经济作物。

烧元宵

据1929年《南县乡土笔记}载：“瘟疫鼠蝗旱潦之灾，在所不免。农人常于春初，玩草龙以求清洁，又于田角上，烧草把以驱毛虫。”而在桃江等地，村民在每年正月十五日黄昏时，各家各户携带一些扎好的草束，到自家的田塍、土边烧一草把，俗称“烧元宵”。入夜每家在井旁、猪舍、牛栏、鸡埘及房间每一角落，都点上蜡烛或油灯。相传烧元宵和点烛能除虫害，牲畜不遭瘟疫，是五谷丰登，六畜兴隆的象征。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人们逐步地认识到科学种田能增产丰收，烧元宵的迷信习俗，逐步被人们抛弃。

禁戊

亦称忌戊。农历每天都记有干支(亦称日脚)，立春后五戊为春社，立秋后五戊为秋社。民间在立春后要禁“五戊”。禁戊先天由各村寨鸣锣议团，不准在戊日动土。相传犁田挖土会触犯土神，农作物要遭到灾害，怕影响村寨的收成，故鸣锣禁戊，各自遵守。自50年代后，民间移风易俗，科学种田，再无人禁戊了。

买卖土地

土地是历代民间的主要财产之一。昔时，富户争购土地之风盛行。清代至民国时期，大部土地集中在财主手里，“富人田连阡陌，贫人无立锥之地”。除一部分自耕农和半自耕农外，有相当数量的人全靠当雇工或其他职业谋生。湖区的耕地来源，主要是围堤垦植。无论山区和湖区，土地作为商品，可自行抵押，或当田出卖。据1882年张明园《中国现代的区域研究》记述：“清初年，上田每亩银七、八两，下田一、二两。到了乾隆初年，上田接近二十两，下田已升到七、八两。贫而后卖，既无力复买，富而复买，已买不可复卖”。民国时期出卖土地者尤多。当田买地，视土地、水源、阳光论价。丘陵山区当良田，一般每亩价干谷五石(村斗)左右，一年数载后，可如数交谷赎回。买良田每亩价谷三十石左右。当田买地须经双方议定，请当地有威望者作中人，并凭中人写好当田字约或买田文契，三方画押或盖指模为据。20世纪50年代初期，农村实行土地改革，农业人口按当地田亩多少，俱分得一部分土地，有经营管理权。随着生产关系的不断变革，土地仍属国家所有，由集体或个人承包经营，任何人均不得转手买卖。

自耕

亦称自耕农，或半自耕农。历来习惯地耕种自己的土地。田地大多是传袭的祖业，亦有的通过积累逐年购买的一部分田土，长年累月，自种自收。有的人丁不多、衣食有余，较为富足，但有的吃饭开支的多，加上田土较少，粮食短缺，全靠学手艺赚钱，或帮人干活，或寻找其它门路来弥补口粮的不足，俗称半自耕农，这种类型的半自耕农，在民间占的比例较大。一旦出现天灾人祸，就处于贫困线上，有的破产，有的要通过多年努力，才能恢复元气。

佃耕

亦称佃农。俗称“佃田”，“写田”。据1811年《安化县志》载：“佃田十亩，有纳进庄银二、三十两者，谓之大写；有纳进庄银二、三两者，谓之小写，有无进庄银的纳租谷者，谓之加租。大写则退庄之日，田东还原银。亦或有议定年份扣除银者。小写则退庄之日，原银不复取也。其中有议定年份者，近则十年，远则十余年。仍出银再佃，谓之转耕。加租则无久暂之成约，唯视东佃之合否为进退。然贫民佃耕大写者少”。其小写加租者，民国时期为盛，山区按东七佃三，或东六佃四收租。以往湖区田多人少，丘陵山区农民去佃耕湖田者甚多，有“作湖田，喂母猪”碰运气的俗语。据1929年《南县乡土笔记》载：“东佃关系，由佃户凭稞保人承佃东家之田若干，写一字约，载明某年某月，缴进庄洋或谷多少，议定每亩纳租谷壹石贰斗五升，秋后送仓，一干二净。尚有天年不一，请东验纳。堤费东二佃一，捐款照例理落。至于提佃或退佃之时，棵清庄楚，两无异言”。据1882年张明园《中国现代的区域研究》记述：“民国六年，农商部统计表所列湖南佃农平均为80%，为全国之冠”。昔时，益阳地区的丘陵和湖乡一带，种佃田的特多，土地改革后，种佃田者消失。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推广责任承包后，亦有农户为亲戚朋友代耕者。

昔时，山区有佃种山土的习俗，佃种山土者多为无地贫民，也有因躲壮丁而逃乱至深山的外乡人，开荒垦土。种植杂粮或以饲养家畜为生。一般进庄价低廉，开山后，由东家植树，佃农间作三、五年，待新植的树木成林后，再另迁新居开垦。

过去山区尚有刀耕火种遗风，事先将山坡上的柴草砍倒晒干，四周断住火路，让火从上而下焚烧，而后挖穴播种玉米，或视季节散播芝麻、伏荞。虽是广种薄收，比普遍开垦花的劳力少，多种多获。自50年代后，为保护山林或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此俗已逐渐消失。

雇工

主要从事农业和其他雇用劳力。清代至民国期间，农村财主多雇请一年或多年性佣工，俗称“长工”。佃农和自耕农一般不请长工，仅在大忙时节雇请季工或月工。其它民户缺少劳力，亦有雇请零工者。商埠糟坊亦有雇工习俗。20世纪50年代后，随着农村互助合作运动的普遍兴起，农村雇工的习俗逐步消失。进入80年代后，政府推行经济体制改革，个体经营者如需雇工，可按工时或多劳多得原则，由双方合理议订工价。

种包田

俗称背牛轭，是农家出卖牛力和人工的习俗称号。昔时，有的农户因田少或资金不足，无力喂养耕牛，而有的农户则人工和牛力有余，经双方议定包耕，按亩计算工钱，或付现金，或秋后付给稻谷。时至今日，农村仍有种包田的习俗。随着农耕机具的迅速发展，养牛户越来越少，购买和租用拖拉机耕作的已越来越多。

开秧门

俗称“插秧”，亦称“插田”。俗话说“会作田的作一丘，不会作田的作一洲”。农家历来重视育秧，首先要选择背风向阳、灌溉便利的丘块作秧田。过去浸种以清明迟早来决定，即“清明浸种，谷雨下泥，”“二月清明不在前，三月清明不在后”。平整秧田时，插上刚发芽的枫树枝分厢，以兆年丰之意。秧田大多用秧田折围住，以防鸡鸭去啄谷种，有的在秧田中央竖一稻草人来驱赶飞禽。播种时在便路处插一张秧田门，还用三支香并上一块纸钱，以敬田神土地看守秧苗。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为了推广种植双季稻，提早了播种季节，一般在清明前播种。如遇上气候的特殊变化，有“四十五天秧不老，二十五天老了秧”之说，正常年间，播种后一个月可以插秧。有“春插日，夏插时，小满插田时插时”的俗语。改革开放以来，通过落实生产承包责任制，农民自主耕种，生产积极性高，播种时大多用地膜覆盖，不仅保证了秧苗质量，亦提早了插春秧的季节。

“细伢子望过年，大人望插田”。对于开秧门插田，农家历来都很讲究。当插田师傅一跨进门庭，习惯地先讲一句吉利话：“恭喜主家今天栽米树”。主家无不笑脸相迎。昔时请人插秧，一般招待从优，大多用“四餐三酒”，但忌用鸡(鸡同饥音)和晶头作菜，恐将秧蔸插成晶头一样。晚餐后，要分给插秧师傅一个盐鸭蛋，寓有吃有兜，预丰腴之意。就餐时，推插秧能手坐东阁，以示同行中的敬意。当天不插秧田，因秧田俗称座脚，能有余秧，预兆丰足。若有他人讨秧，主家不收谷种钱，仅求道谢，讨个欢喜。

开桶

亦称“开镰”，俗称“扮禾”。无论山乡湖区，扮禾技术均有一定要求。昔时，一般由四人组成一张桶，采用割禾、扮禾、系草、出桶等工序一条龙作业。比一般农活工资要高，山区每桶四人扮十二担毛谷为一个工，每人工价谷八升，扮十五担毛谷，每人工价谷一斗(村斗)。湖乡扮禾大都过秤，按扮谷数量计议工价，但秤要大二、三两一斤。扮禾时，每日习惯吃四餐，伙食比插秧标准低。

昔时，丘陵山区只种一季稻，湖乡大多种两季，收割早稻时称“双抢”，即抢收早稻，抢插晚稻，亦叫”赶秋”。有“小暑小扮，大暑大扮”的习俗。双抢时湖乡劳力紧张，因此，山区一些农民携带镰刀，扁担和蚊帐等用具，在小暑后，成群结队来到湖乡集镇，等东家前来喊桶，面议工价。他们身强力壮，吃苦耐劳，很受湖区农民欢迎，故有“扮禾佬”之称。

菜园

民间历来重视种菜，习惯以米饭为主粮，以蔬菜或杂粮佐食。俗话说：“菜多贴饭半”。每当新屋落成，往往在新屋旁边，或附近的山坡及田坎上，开辟菜园基地，及时播种蔬菜。一些有心计的农户总是利用早晚的一些空隙时间到菜地作业，尽量不占用正工。亦有家庭主妇，成了种菜的辅助劳力，能随时吃到新鲜蔬菜。尤其在民国时期，粮食紧缺，民间除开荒种杂粮外，还多种南瓜、豆角、芋头来充饥。但也有极少数的懒散户，菜园不围篱笆，也不及时种植培育，不仅吃菜短少，品种不多，反遭旁人在背后指责。一些勤劳的农户，菜园里经常满园春色，呈现一派生机，不仅吃菜有余，还可到附近集市出卖，同时也为养猪提供了足够的饲料。

锣鼓土

挖锣鼓土是昔时安化山区民俗的特色之一。山区因山多田少，村民常选择背风向阳、坡度不大的山上，开荒种地，成片的种上杂粮。每当季节来临，通过互工互助，组合邻居亲友，择睛日上山挖土。为了提高工效，除中餐茶饭由家妇送到现场外，还安排半劳力敲锣击鼓。大伙从下而上的排成一字长蛇阵，根据山土宽度，各挖一方，在加油的锣鼓声中，争先恐后，同时并进，在保证质量前提下，挖土神速，俗称挖“锣鼓土”。据近代有关人士剖析，安化挖锣鼓土之风俗独一无二，可能是梅山文化的习俗遗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