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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立波

发布时间:2016-04-01 信息来源: 益阳在线 作者: 点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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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作家周立波,1908年7月3日出生在湖南益阳谢林港镇清溪村。1932年参加左翼作家联盟,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奔赴延安,先后在《解放日报》工作和鲁迅艺术学院任教,写出了一系列文学作品,他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荣获斯大林文学奖。

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一切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只有联系群众,表现群众,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他们的工作才有意义。”

周立波是毛泽东这段著名论断的诸多实践者之一。他在小说中自如地运用以方言为基础的农民语言,使乡土生活小说充满了洞庭湖区农村的诗情画意,为 群众深深喜爱。他说:“在农村和工厂,我常常留心倾听一切人的说话,从他们口里,学习和记取生动活泼的语言。方言土语是广泛流传于群众口头的活的语言,如 果抛弃不用,会使表现生活的文学作品受到蛮大的损失。”周立波摸索了一套使用方言土语的经验,他在故乡深入生活的十年,自觉深入到农民之中,走进农民日常 生活,与农民真诚交朋友,从而成为农民思想感情、理想愿望的代言人。他创作的长篇小说《山乡巨变》和《山那面人家》等20多篇短篇小说,之所以被称之为故 乡生活小说的作品,其本质性意义就在于以自觉的群众代言人意识,反映人民心声,讴歌新的时代。

从1954年到1965年,周立波大部分时间扎根在他的故乡益阳农村。他是建国后最早,也是时间最长的在自己家乡农村安家落户并担任了基层领导职务、参与具体工作、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作家。

据档案史料记载:1954年夏,周立波住在邓石桥乡清溪村;1955年9月至1958年8月,住在桃花仑乡竹山湾村,其中一段时间住在大海塘和 瓦窑坡;1961年春,住在邓石桥公社;1962年冬至1963年春,住在邓石桥公社清溪村;1963年秋至1964年,住在迎风桥公社民主二生产队。

周立波深入家乡农村,先后担任了大海塘乡互助合作委员会副主任,桃花仑乡党委副书记。当时会议较多,周立波逢会必到。而农村一般是晚上开会,迟 开迟散。乡干部见他眼睛高度近视,晚上很不方便,想照顾他不必逢会必到。有一次,天气骤变,暴风骤雨,乡党委书记陈清亮就派人对他谎说会议改期了。第二 天,他知道会议风雨无阻的召开了后,恳切地对老陈说:“刮点风,下点雨,怎么就考虑照顾我呢?那今后的照顾就会越来越多了,会把我照顾得特殊起来。一特殊 就会脱离群众,脱离生活。如果要照顾我,今后就照顾我多深入生活,多接近群众吧。”从此以后,乡党委无论什么情况下开会,都通知他,他从不缺席。有时开到 凌晨鸡叫,他也兴致勃勃。

1957年9月,桃花仑乡政府在瓦窑村给周立波安排了一座比较宽敞、清静的房子,还安排了炊事员。第二天,周立波对乡党委书记陈清亮说:“我想 搞点自力更生。”陈清亮说:“市委有指示,要保证你的物资供应和创作时间,不必自己费力。”周立波解释说:“常话说‘居安思危’,我现在住这样安乐的地 方,无危可思,我们要常想想延安精神。当年在延安,毛主席、朱总司令和中央领导都是自己种菜喂猪嘛。”一席话说得大家无话可说。后来,他住到竹山湾,与贫 农邓益廷(《山乡巨变》中亭面糊的原型)做邻居。他自己在每天早上和傍晚,到菜园里浇菜泼粪,锄园挖土。

1962年,周立波想回清溪村老家,因房子年久失修,当地政府准备修缮。他知道后,立即写信给陈清亮,嘱咐房子不要大修,只要勉强能住人就行; 需要小修,开支由他个人负担。同时寄去300元修缮费。乡政府根据他的意见只把房子稍加修整了一下,没花公家一分钱。他回到家,紧紧握住陈清亮书记的手, 满意地说:“这样做很好,我住着也舒服。”

1959年到1961年农村发生“五风”极“左”错误。1962年周立波回清溪村,看到山林毁坏严重,粮食紧张,猪缺饲料人缺吃,群众得肝炎、 妇女病的多。他听基层干部讲了许多公社化与食堂的问题,感到非常痛心,一反过去的乐观神态,一天到晚不言不语。堂弟问他的写作计划,他说:“让我想想,好 好想想。我有些想法,不好写,不写了。我的同行赵树理不写了,柳青不写了。这些事情不好写……”

周立波曾对当年邓石桥大队支部书记莫梓群说,自留地很重要,是农民的保健站。国家不能都包下来,就得靠自留地,要让群众种好自留地。他还和莫梓群等大队干部一同研究办法,发动群众开荒种红薯,挖土栽菜,打野菜喂猪,让大家改善生活,渡过困难。

1957年,时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的周小舟路过益阳,特地去看望了周立波。周立波向周小舟汇报了自己创作长篇小说的情况,说书名定为《茶子花开的时候》,周小舟思考了一下,认为书名定为《山乡巨变》更贴切。周立波认为书名改得好,高兴地接受了周小舟的这一建议。

周立波有自己的创作方式,他不满足于“走马观花”,选择了回家落户的方式。他说过:“创作的源泉,主要在十分熟悉的地方,即生活的基地。一辈子 建立生活的基地,作家必须花一点精力,费一点光阴,顶好一辈子都在那里。一辈子生活在群众当中不算坏事。我经常呆在益阳,益阳是我的家乡,也是我的生活基 地。”

周立波主张“小说创作要有模特儿好一点”,而且坚持从生活实际出发,从原型中提炼出典型,而不是从无到有空想出来,“从来不搞从无到有的蠢 事”。从文学创作典型化原则来看,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不可能就是现实生活中的某某人。但周立波创作的特点是把现实生活中的人作模特儿。他创作的长篇、短 篇小说里的人物,都有这些地方人们熟悉的原型和模特。《山乡巨变》里的办社干部邓秀梅的原型是团县委副书记彭玉霞;爱社如家的农业社长刘雨生的原型是桃花 仑乡合丰农业社社长曾五喜;具有“婆婆子”性格的乡长李月辉的原型是大海塘社的主任陈桂香;团支书陈大春的原型是陈年春。特别对“亭面糊”盛佑亭的刻画有 血有肉,描写更是入木三分。“面糊”是益阳当地方言,指的是农村里那些为人忠厚但不精明的人。《山乡巨变》中的“亭面糊”在实际生活中的原型叫邓益廷,是 桃花仑竹山湾一位有四十多年种田历史的“老作家”,有名的“面糊”,周立波深入生活时朝夕相处的邻居。这位老人1987年2月去世,时年85岁。每次来人 采访,他总是讲大体相同的三句话。第一句话说,周立波人太好了,农忙双抢时他和我们泥腿子一起插田扮禾,我爱喝酒,他有酒就喊我喝。第二句说,我冒(没) 得文化,要是有文化,周立波培养我当干部了。第三句话说,我儿子在部队当师长(邓爹的儿子邓焕章是小说中盛学文的原型,后在总参工作,1993年被授予少 将军衔)。引得大家大笑不止。

周立波曾经说过:“面糊是我们这带乡间极为普遍的性格,我们一位邻居恰巧是具有这种性格鲜明的特征的贫农。但书上也不全是写他,我碰见的面糊不 止他一个。”《山乡巨变》中的“亭面糊”之所以形象饱满,因为在实际生活中有三个“面糊”模特作为参照,即亭面糊(周立波朝夕相处的邻居)、仙面糊(周立 波父亲周仙梯)、桌面糊(亭面糊的弟弟邓佐廷)。于是,“亭面糊”这个典型形象便生动地立在读者面前,永远载于中国文学史册。